一、文化软实力定义及分析框架

 

　　“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为了驳斥当时盛行的美国衰败论，在1990年出版的新书《谁与争锋》中首次提出来的。在此后十多年的思考和研究中，奈逐渐对软实力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在2004年出版的新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奈对软实力的相关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主要来源于三种资源，即“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1]。

 

　　奈的软实力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和政府的重视。学者在批判的基础上接受了软实力理论，同时对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作出不同于奈的诠释和解读，认为文化是软实力的核心，使软实力研究呈现出中国化的特征。中国政府将软实力视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十七大报告中以国家战略的方式明确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义。此后，国内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逐渐转移到文化软实力方面。然而，学界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仍见仁见智，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作为一个从软实力概念延伸出来的术语，文化软实力的定义事实上既与软实力的含义密不可分，也与文化的概念存在直接的联系。有研究者将文化软实力的内在构成分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个部分，此一分法实际上将文化的定义广义化了，文化软实力已经等同于软实力，这显然很值得商榷。由中宣部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则认为：“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般说来，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2]在这里文化软实力明显不同于软实力，是一个中国化的范畴，但遗憾的是书中并未对文化本身作出界说。

 

　　本文的研究属于从国家层面探讨文化在一国对外活动中的表现形式，因而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观、理念、认同、民族心态、行为规范等以及在此基础上成型的行为模式。结合这一文化定义以及奈的软实力概念，我们可以将文化软实力界定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基于其价值观、理念、认同、民族心态、行为规范以及行为模式等而产生的柔性吸引力。

 

　　那么文化软实力可分成哪几种类型或者说其来源主要有哪些呢？这个问题不但涉及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而且与本文的分析框架密切相关。其实，文化软实力的来源是因国家而异的。奈将美国文化分为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两种类型。但中国的历史实践与美国不同，对文化的划分自然应有所区别。就中国而言，五千年的文明传承给我们留下了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为探求民族独立不断兴起的爱国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气节崇高的革命文化，而1978年以来党的施政活动则给我们带来了锐意创新的改革文化。[3]因此，在本文的语境中，中国文化软实力主要来源于三处，即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改革文化。以下文章将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探讨中国援助非洲活动中具体的文化软实力因素。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4月第30卷第2期余伟斌，等：中国援非政策的文化软实力因素二、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因素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给后代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人修养以及国家治理的准则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乃至国家的对外活动。“诚”和“信”是古人着重强调的两项行为准则，在当今的中国外交中仍具有很强的规范作用，在中国的对非援助活动中更是如此。

 

　　《礼记?中庸》认为“诚”是一切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本，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追求诚以达到“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孟子认为反省自我达到“诚”的境界是最大的快乐。荀子不但将“诚”视为个体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而且还指出“诚”是道德政治的准则。《大学》则强调“诚”是“治国、齐家、修身、正心”之本。在当代，人们早已将诚推广至国际交往，在几十年的援非历程中，中国始终秉持真诚以待的准则。 　　在周恩来提出的“经济合作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中，中国强调“提供外援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承诺“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如果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同时还真诚地表示“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技术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4]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中国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对非洲的援助，而且总体而言援助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援助金额在不断增加。新中国成立头30年，尤其是自身经济发展面临非常困难的时期，中国仍勒紧裤带支持非洲的经济建设，帮助其建设轻工业基础以及若干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坦赞铁路、毛里塔尼亚的友谊港以及突尼斯的麦杰尔达―崩角水渠。这些项目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即使是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当非洲国家向他们请求援助时他们或以经济原因或以技术原因委婉地予以拒绝。中国考虑到非洲国家的迫切需求欣然接受他们的请求，并且花耗巨大的人力、物力（据统计，仅建设坦赞铁路中国就派出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克服重重困难按时完成工程项目，如果没有十足的诚意显然是难以办到的。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调整援外政策之时，非洲在中国总体的援助布局中仍处于主要的位置。根据著名中非关系问题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的统计：“1986―1995年，中国年均继续向非洲提供其对外援助总额的57%。在中国逐步降低对其他重要地区，比如亚洲的援助的时候，对非援助却仍在增加。”[5]34

 

　　同样的诚意在近年来中国的援非中也随处可见。2008年下半年，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不景气，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面临很大的挑战。然而为了减轻非洲国家在危机中所受的冲击，中国政府除了认真贯彻落实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上承诺的各项援助项目外，还安排多名国家领导人访问非洲，加强双方的互动以便了解非洲的实际困难。同时明确地表示“中国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减少对非洲的援助。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困难面前，中国将会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发展状况，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6]。在自身经济增长预期低于往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2012年7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仍宣布中国将在未来三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包括200亿美元贷款额度在内的援助措施，这一数字甚至略高于非洲人的期望值。[7]中国长期的真诚援助博得了非洲人的广泛好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肯尼亚著名的环保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说：“中国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非洲发展是非常值得赞赏的。”[8]258

 

　　“信”是中国援非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另一项传统道德准则，在这里主要意思有两层，其一为守信。在儒家的经典之作《论语》中，孔子及其学生多次提到“信”在国家治理和人际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应严肃谨慎地处理政务而又恪守信用（敬事而信）；个体与朋友交往时要“言而有信”。

 

　　在半个多世纪的援非活动中，中国始终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坦赞铁路的修筑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967年9月，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政府的请求之下，中国政府与之签订了修筑坦赞铁路的协议。西方国家对此感到相当惊讶，对中国能否建成铁路产生了怀疑。因为在此之前，由于工程浩大、施工环境恶劣、技术复杂等原因，他们拒绝了坦、赞两国领导人的援助请求。但在协议签订之后，中国便迅速展开修筑铁路的前期工作，并于1970年破土动工。为了履行协议，中国从国内运来上百万吨设备和器材，派出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在施工高峰期中国员工有16万人，其中有65位工程技术人员献出了生命。经过五年的奋战，坦赞铁路于1975年建成试车，比预期提前一年。[8]266268

 

　　近几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中国的对非援助承诺不断增加，并且如期兑现了诺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财政支出困难的状况，对非洲的实际发展援助额远低于其承诺的金额。在2005年的八国峰会上，西方国家承诺到2010年增加250亿美元用于援助非洲，但实际上援助额只增加了120亿美元，尚未达到其承诺金额的一半。[9]相比之下，中国则认真履行了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上对非洲的援助承诺。至2009年底，中国“全面落实北京峰会的承诺，对非援助规模翻了一番，免除33国168笔债务已近尾声，总计5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近期将全部到位，首期1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如期启动”[10]。

 

　　“信”的另一层意思为信任，是朋友之间交往及合作的基础。中国在援非过程中始终以一个朋友应有的姿态对非洲的发展未来充满信任。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注意到的，西方援助国用“内战”、“贫困”、“疾病”、“腐败”和“欠发达”等贬义词语描述非洲，中国政府则使用“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等词语积极评价中非关系。[11]西方国家认为非洲是“失败的大陆”，是最没有希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地区，而中国则将非洲视为充满希望和商机的大陆。因此，当西方于冷战后对非援助热情减弱，纷纷撤资或减少对非洲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的援助时，中国政府制定了企业“走出去战略”，将援助和经济合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前往非洲实地调研，支持国有企业在非洲建立一些贸易、投资和开发中心，同时为它们在海外开拓市场提供贷款。中国在非洲的商业投资行为往往被认为风险意识较差，但实际上这是与其对非洲发展未来的观感相一致的。或许正因为对非洲的信任使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抢得先机，同时也使得中非合作关系得以存在几十年并且不断获得新的发展。

 

　　三、中国革命文化软实力因素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随后西方列强纷纷涌入中国，以武力胁迫中国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中国被迫以不平等的身份加入到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在此后近一个世纪里，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探索独立富强之路，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运动，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由于中国革命所处的年代正好是西方列强迈向全球扩张的时代，因而中国革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的过程中中国有意识地加强与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与合作，逐渐形成了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面，纵观历史，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都鲜明地将获得平等的国际地位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平等成为国人的愿望和价值追求。这两个文化因素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精髓，在中国的对非援助中也得到了深刻体现。 　　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年代里，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中国国际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中国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12]周恩来也表达了同样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在1956年6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由于我们认识到，经济上的独立对于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自己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贡献我们的微薄力量，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13]

 

　　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埃及棉花出口的制裁，中国曾多次向埃及购买棉花和棉纱，其中最大的1笔交易价值1亿英镑。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中国向埃及运去了包括钢材、粮食、矿石等在内的大批急需物资，并且赠予现金2000万瑞士法郎。[14]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的国际主义热情并未因自身的困难而减弱。当几内亚因拒绝加入法兰西共同体受到法国的制裁而向中国求援时，中国至少向几内亚援助了11500吨粮食。①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拒绝了法国希望中国停止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以换取建交的意愿，将阿尔及利亚列为非洲重点的援助对象之一。1962年8月在阿方的紧急请求下，中国将从意大利购买的9000吨小麦赠送给阿尔及利亚，并在1963年9月与之签订经济合作协定，向其提供25亿法郎无息贷款。[8]246所有的这些善举，中国都承受了很大的外交压力，也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援非的国际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减灾救援方面，医疗卫生援助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中国对非洲的医疗卫生援助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在当时中国对非援助的总体格局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非洲公共卫生危机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逐步加大对非洲的医疗卫生援助，使其在中国的援非部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通过派遣医疗队、提供药品及医疗设施、培训非洲医疗人员、加强中非医疗人员和信息的交流等方式，中国践行其对非洲的医疗援助承诺，有力地推动非洲医学技术和医疗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从而有效地缓解了非洲的公共卫生危机。自第一支医疗队于1963年到达阿尔及利亚，至2007年，已有超过15000名中国医务人员为47个非洲国家提供服务，并且至少治疗了18亿件病例。[15]

 

　　对于中国对非医疗卫生援助的动机，国外有学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予以解读，认为中国除了获取贸易项目和必需的自然资源外，目的还在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公民形象。[16]事实上，中国医疗援助的背后折射出来更多的是浓厚的国际主义关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开始派遣援非医疗队时，中非经贸关系还很不发达；从现状看，接受中国医疗队员最多的非洲国家――无论是历史总量还是现有人数――皆不是非洲的资源富集国家。”[17]

 

　　平等思想是中国援助非洲时表现出来的另一个中国革命文化软实力因素。中国与非洲有着相似的历史，都曾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长期毒害，这一共同的经历促使双方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对国家关系的平等格外重视。周恩来在谈及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关系，是以平等互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为基础的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的行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政策毫无共同之处。”②毛泽东将中非关系描述为兄弟关系，邓小平及其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则将中非关系视为朋友或者伙伴关系，平等显然已成为中国领导人处理中非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

 

　　作为非洲的援助者，中国从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非洲国家往来，也不对非洲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历届领导人都以高规格的礼仪接待非洲的政要，而且还体现在中国援助非洲的方式上。为了使援助的项目与非洲旨在重点发展的领域相吻合，在援助计划确定之前中国往往会与非洲就具体援助项目以及其他相关事项进行磋商，而在此过程中非洲国家具有决定权。在援外专家的待遇方面，中国的援外“八项原则”明确规定“中国援外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这一点与西方专家在非洲享受高级待遇形成强烈的对比。

 

　　此外，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并不附加旨在推动政治民主化或经济自由化的条件，而是强调合作和共赢，这使得援助项目的效益得以快速地显现出来。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野?韦德曾指出：“ 中国对待我们需求的方式比西方投资者、慈善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那种迟缓的而且有时高人一等的后殖民方式要适宜得多。”[18]31对于中非关系的发展而言，“这种非强制性的但却是互利互惠的关系，消除了非洲的地区力量对中国政治意图的担心与怀疑，也因此促进了它们在安全与发展领域的真诚合作。”[19]随着中国在非洲文化软实力的上升，有西方学者对中国在非洲取得的成功给予更多的积极评价，同时对发达国家的援非政策提出了批评。例如，珍妮弗?G?库克（Jennifer G?Cooke）认为附加政治经济条件的人道主义援助尽管是美国乐于为非洲做的事情，但是它们未必是非洲最为需要的东西，美国在非洲软实力的施展应从中国的经验中吸取有用的成分。[18]3841

 

　　四、中国改革文化软实力因素

 

　　在援助非洲政策这一问题上，中西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经济条件的援助是否会成为贫困而且往往缺乏良治的受援国接受国际援助的替代性选择，并且增加受援国在援助与受援关系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可能削弱西方援助共同体试图以援助促进和改善受援国人权状况、环境问题等方面的努力。[20]对于西方从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出发的指责，中国予以坚决的反驳，认为西方附加条件的行为是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涉。实际上，双方争论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两种关于如何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文化。

 

　　近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实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强大的综合国力使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并由此令西方人产生了一种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认同感和优越感。冷战结束后，这一优越感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西方人坚信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在不久之后将盛行全球。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甚至认为人类历史将被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终结。[21] 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感与基督教所宣扬的欲将上帝的福音传播至整个世界的浪漫救世情怀结合在一起，促使西方人将对外输出自身的国家发展模式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时附加民主、良治、私有化等条件的“华盛顿共识”正是这一目标的产物。 　　中国对如何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观点显然不同于西方，这一观点在历史实践中形成并为中国30年的改革经验所印证。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缺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一套类似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该体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但总体而言有悖于中国的具体国情。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自此踏上了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历程。在几十年的改革实践中，中国逐渐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家发展道路，即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国模式”。该发展道路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接受经验和避免盲从。纵观中国的改革历程，人们会发现中国已经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又从自身的具体实际出发拒绝全盘西化，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同样作为西方援助的受援国，中国始终没有盲目地接受西方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开具的关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处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自然也不会在对非援助上附件任何条件。

 

　　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令中国领导人充满信心，更加坚定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信念。事实上，这种源于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改革文化已经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行为。中国的领导人不断强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权力，不会把自身的发展经验视为模式对外推广，这一点在对非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09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部长会议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指出，有很多人都试图为非洲的发展提供药方，例如“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但他认为非洲的发展应从非洲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非洲模式。任何国家的发展都需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但都必须根据本国实际，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归根结底靠自己人民的努力。[22]

 

　　由于非洲国家的经历以及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存在着相似之处，中国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理念引起了它们的共鸣，不附加条件的援助备受称赞，而西方以民主、良治为附加条件的援助则深受排斥。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曾讲到：“我觉得西方认为他们可以在非洲购买良治的想法是错误的，良治只能从内部产生，无法从外部强加。人们总是产生幻觉，中国所做的就是打破那种幻觉。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它都没有危及非洲的良治和民主改革，因为只有那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才有成功的机会。”[23]

 

　　从援助非洲的领域来看，中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国家认为受援国的政策以及国家机构的行政能力直接影响着发展计划的实施，于是其援非项目主要是在加强受援国的能力建设，例如做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培训，促进民主良政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而中国的援助则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工业以及教育等传统援助国不再重视的领域，旨在满足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有学者因此将西方的援助称为“民主援助”，将中国的援助称为“民生援助”。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上讲，中西方援助非洲都有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一面，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促进非洲的发展也是双方的出发点之一，只是由于各自的历史实践的不同导致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换言之，援非领域的差异背后蕴含着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国家发展哲学。

 

　　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随后经济在得到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获得飞速的发展。西方学者将这一成功归咎于制度创新，尤其是政治制度创新。这种国家发展哲学在援非政策上表现为要求非洲实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并以援助的项目以及附加项目实施条件的方式贯彻落实之。西方援非的重要载体世界银行认为，非洲不发达的根源在于“管理不善：腐败、赞助、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政府的过度管制，以及贷款支持津贴和赤字开支”[5]24，“除非非洲首先迈向包括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良治，否则根本就无法获得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会”[24]。简言之，在西方人的眼中，民主是非洲解决发展问题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是唯一的途径。

 

　　中国则持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发展哲学。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该学派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发展与完善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根据这一原理，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首先着眼于经济的发展，而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大力发展工业、农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一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成为中国改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对非洲的“民生援助”可视为中国这一改革文化的合理延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内政与外交的统一性。

 

　　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的国家发展哲学是基于各自的经验形成的，其适用具有相对性而非普遍性。但就非洲地区而言，中国的国家发展哲学似乎更适合，或者说更受非洲统治精英的欢迎。非洲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与改革开放前中国面临的问题极为相似。多数非洲领导人认为贫困是导致非洲各种冲突与动乱的根源，消除贫困是非洲的第一要务。中国的“民生援助”正好满足了非洲的这一需求，而西方不顾非洲的国情强力实施的“民主援助”有时甚至加剧了当地的动荡。20世纪90年代由于西方民主水土不服，非洲地区爆发了多宗军事政变，国内政治由民主走向独裁，并由此引发持续的动乱。对此，莫桑比克前总统若阿金?希萨诺在参加援非研讨会时，对西方国家强迫非洲实施有时会产生破坏性结果的政治改革以及系统地驳回非洲建设基础设施的要求、一般不理会发展当地私营部门的要求进行谴责，呼吁对援助体系实施改革。[25]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则表示：“中国人带来了非洲需要的东西：政府和公司需要的投资和金钱。我宁愿西方世界在非洲投资，而不是提供发展援助。”[26]可以说，目前非洲国家对中国援助表现出来的热情除了希望获得更多的援助外，更重要的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先行的国家发展哲学的认同，这一改革文化成为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五、结语

 

　　中国的援非政策是其文化合乎逻辑的外在表现，彰显了中国在非洲的文化软实力。由于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是深刻且复杂的，我们很难全面地概括中国援助非洲活动中的所有文化因素。但是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改革文化三个层面对其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援助非洲的政策至少包含了“诚”、“信”、国际主义精神、平等思想、自主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理念、经济先行的国家发展哲学等六个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是中国在非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对于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促进了非洲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与中国进行积极的互动。非洲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支持中国的统一以及多次否决西方向联合国递交反华提案的善举便是双方互动的生动例子。